仔細閱讀這篇評論，感到當中的分析非常有理。
也許作者的觀點過份敵視社會的既得利益者，也許他當中提及的三種年青人「核心價值」是過份簡化了香港這會多元社會 (我自己便不屬三種的任何一種)。 不過，文章卻一語中的把問題點出。 這幾年來社會上各種大大小小的燥音，其實是結構上根本的不公平引起的。 生活各種的遊戲規則，都由既得利益者所定。 而這些規則，只會令這些利益者繼續獲得利益。 樓市就是一大例子。
的確，我們這班第四代香港人，於第一第二第三代的眼中，是缺乏了「獅子山下」精神的一代。 不過，沒有可觀的未來，又叫人怎樣相信肯搏肯捱總有出頭天？ 歲月偷走了的價值，究竟是香港人的上進心，還是社會上的公平公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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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日再讀到這篇明報星期日生活的文章，回想起看罷歲月神偷後那種失落，更令我肯定判斷正確。
若說到對電影工作者的誠意和堅持，對於導演在重重困難之下開拍這套小眾電影，的確是懷著萬二分敬意的。 自己和朋友的確是為了支持本地電影而買票入場的。
但若說到故事的質素、劇本和對白的功力、背後所帶出的訊息，老實說，這只是比CC TVB的劇集較佳之作而已。
身為醫者，對於劇中對醫生護士粗疏失實的描繪更覺反感。 電影背景的60年代的確是貪污盛行的時代。 但為了濫情，把護士描繪成見錢開眼，沒有錢便任由病人自生自滅，連輸血都要收賄賂的壞人，這又是何苦呢？ 實際的情況是，在一窮二白的60年代，醫院仍然默默地守護著香港市民。 多年來我們這條「不把無法負擔的病人拒之於門外」的金律，解決了幾代人的醫療需要，也成就了醫護人員的專業地位。 無論再窮再苦，在香港總不會有病無人醫。 更何況片中的那一家是舊拿打素醫院；當年這家基督教醫院的醫生護士盡心為上環西環的老百姓服務，醫生一個月當值十五日，甚至給病人付藥費。 到頭來換來的，竟然是導演如此的「寫實」！
還有，想來想去也不明，好端端的急性血癌 (想來應該是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罷)，在毫無預兆下，怎麼會突然咳血，還要一咳便馬上死亡？ 如果說是血小板過低或輸血後引發血凝固出現異常，總應該會有些先兆性出血罷？ 例如周身出現瘀痕，流牙血......
至於「努力便可取得成功」這些橋段，已經有太多評論了。 這些的確是香港往日的核心價值，但放諸21世紀的香港，這已經過時了。 不是80後沒有努力，而是環境沒有提供機會讓新一代分享努力的成果。
說到底，這只是另一筆的gossip罷了。 無端端的得了國際大獎，不分就裡的受吹捧，劇中演員和電影工作者又忽然事後孔明的大加讚許。 但事實上，電影的故事是甚麼，所說的是否合理，大眾反而不太理會。 這和o靚模熱又有何分別呢？ 唉！ 願意反思這個莫名其妙的「熱潮」的人又有幾個呢？
(以下轉載2010年3月20日明報《論壇》和3月21日明報《星期日生活》)
歲月偷走的價值
健吾認為，《歲月神偷》重申的，是「獅子山下」式精神的香港價值，但香港的精神，從來都不是肯搏肯捱的總有出頭天。圖為《歲》片劇照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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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文光先生是我一直都尊重的前輩，因為有這樣歷練的人，我想他都是大方的人。因為，立法會
議員都是人中之龍，都一定會把話聽進耳內的。我也知道自古諫臣多慘死，但有些話，我很想說。 張氏在3月12日的《明報》論壇版中談到電影《歲月神偷》：
「1960年代的人如何面對逆境？電影傳遞的信念，給80後輕輕的叮嚀。10號風球過後，鞋店滿目瘡痍，窗櫥破碎，鞋子四散，羅記一家，默默拾鞋，修理招牌，沒有擲鞋發泄，沒有怨天尤人，沒有等待救濟，羅啟銳說：近年，社會充斥負能量，80後遇到困難，感到迷惘，或者抱怨，但1960年代的困難更多，還不是憑信念想方法渡過難關？就像鞋字，半邊是「難」，半邊是「佳」，是樂觀處世的羅記家訓。」
我讀到這一段，一股悲涼的情緒從丹田跑出來。為什麼張先生和《歲》片的製作人，都很愛念茲在茲的說：1960年代比現在日子更難。我們撐過來了。潛台詞就好像在說：為什麼新一代那麼多怨氣，少少事都捱不了？
電影《歲月神偷》得獎後，全港官員、電影製作人以至張文光議員，都好像忽然「自我感覺良好」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《歲》片重申（reinforce）的，是那一種「獅子山下」式精神的香港價值。電影的監製在訪問中說，他們看到現在香港的情，覺得很心痛，因為1960年代他們成長的時候，都不是這樣子，怨這怨那的。
但我肯定一件事，引用梁文道在星期日《蘋果日報》的專欄中指出，香港的「獅子山下」精神，只是一群有話語權的人（包括學者如呂大樂，電影導演如張婉婷，以至有眾高官精英如梁錦松和一眾傳媒大哥大姐）建構出來的神話。香港的精神，從來都不是肯搏肯捱的總有出頭天。
現在香港出現的所謂「社會問題」，如80後置業、就職、向上流動等等的問題，都不是現在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們所相信的「香港價值」可以解決的。他們解讀青年問題的方式，大抵是「香港的年輕人因為自小太幸福，所以就不知道困苦，導致他們貪得無厭」，「會所不夠大，沒有泳池的樓就不夠好」、「年輕人可以在新界置業，不一定要買港島區」。他們「出口術」，都掩蓋不了一個事實──既得利益者是不會把利益讓出來，而他們的目標，是要在弱肉強食、winner-takes-all的商人價值「實行到底」，務求把所有年輕人的剩餘價值都撥到自己的口袋。
因此，香港的年輕人之間流行的「核心價值」，大抵可以分幾類。首先「競爭族」，他們相信競爭，相信遊戲規則不可改變的中產價值，情就像那些被大學各學系吹捧出來的傑出畢業生——一畢業後就加入投資銀行，賺4萬多元月薪那種。他們認為，社會是不可被改變的，所以你要不就留下來跟這個社會死過，要不就自動的離開。而且，他們沒有對或錯，只有成功和失敗。他們認為，只要你夠成功，做什麼錯事都不會有事。你看看？李永達曾在立法會中說過：買叉燒呃秤都要畀人拉，買樓呃秤就冇人理。只要你夠大，就沒有什麼可以說。林海峰在電台節目中說，看到陳志雲的新聞，想：「為什麼是陳志雲？」其中一個「競爭族」的友人跟我說：「陳志雲為什麼會被ＩＣＡＣ搞（他用搞，不用拉，或拘捕）？因為他不是政協囉！」對啊對啊，對啊對啊，競爭族相信，他們都相信if you are big enough, bad enough，做什麼都可以。
第二類是屬於保守價值觀的「保守族」，先天不可以有什麼「大理想」，只想簡簡單單平平凡凡開開心心過日子。他們的目標，也許是有傳質素有問題和漏水的翠軒。他們掛在口邊的口頭禪，大多是：「唔好搞咁多啦。」保守族有沒有公義觀？也許有，也許沒有。但對他們而言，他們「安定」地過相對物質豐裕的繁榮生活，十分重要。比社會有沒有公義更重要。
第三類是「野仔族」，他們身價不高，出身普通，但可以打拼式的街頭智慧，只要是不犯法，什麼都可以出賣？如援交的青少年，他們的「駁嘴」對白，大多是「條命係我，關你咩事？」
這三類人，不一定是有一無二，或有三無一。他們的思想模式，或許會偶然取巧、偶然保守、偶然野仔。但我肯定，1960年代這種盲目相信努力就會得到成果的正能量，正在一點一點流失，而不是我們光說「以前有幾好，而家有多Ｄ正能量就得啦」，社會就會變得更好。
張文光先生的文章這樣作結：「《歲月神偷》的香港回歸，溫馨滿懷，光影情深。」多謝，那是1960年代的情懷。借陶傑語，那個年代，是麥理浩真心為香港的時代，而不是現在官商勾結，既得利益者想盡辦法賺盡新一代所有剩餘價值的時代。再跟我baby talk「60年代很艱苦，現在已經很好」？我看到社會變了，他們繼續自我感覺良好，對社會，對新一代，有什麼好處？
文： 健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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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偷走了他的衣服——看《歲月神偷》
如果今日的香港真有問題，那大概在於我們平時已經連煽情的故事都講不好了。所以，最近據說才會有那麼多人會因《歲月神偷》而哭得死去活來。我也先得承認，相對而言，羅啟銳說故事的技巧圓熟，雖然我很不喜歡這部或會繼《香港製造》、《花樣年華》、《無間道》等而成為某種香港時代標記的電影。 懷舊本身沒問題，血癌或十號風球等橋段本身也沒問題，連英國旗、彩虹和另一條彩虹、給吐出來的血水染紅那一束散失在地的白玫瑰等象徵本身都沒問題，問題只在將他們反覆堆疊，直到弟弟最後把那面曾經鍾愛的米字旗拋下大海，期望最愛會因而回歸；嫌那未夠，鏡頭一轉，他還考上拔萃活出彩虹，欠的便只是爸爸和哥哥突然從死裏復活，在墓裏爬出，一家團聚和諧穩定了——當然，這樣神怪，一定又過不了內地的電檢制度，正如導演說北京那場戲的背景本有文革標語，結果卻得刪去，更古怪地讓人自行將血斑斑的時空錯配。那幾面在夜裏看不清的牆，就這樣成了兩小時裏唯一的留白，乾乾淨淨。 前人早就提點﹕「不一字，盡得風流」。當一部電影這樣不相信暗場（除了最後「十年後弟弟也長大了」的墳前一幕）、這樣不相信觀眾，他結果也就好像不怎樣相信電影的魔力，連帶不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了。這也解釋了為何雖然導演調內容不少是童年經歷，但出來的感覺卻如此抽離現實。對白用心是用心了，但除了「細佬你的發光」一句比較像人話，其餘的愈用心則愈煞有介事，正如那句有點唐突的「香港很亂」。電影裏，人的生命和時代既不可信，所以橋段和近於礙眼的象徵才會如此重要，大大小小加起來，不幸地就成了一個不斷阻止人投入的觀賞過程。 更令人鬱悶的，可能是隨電影與獎項而來的人云亦云。在香港，我們好像愈來愈害怕說出感受和直覺，生怕把宇宙打擾，結果只好相信別人都說好的東西。所以我們相信「國際」，同時覺得自己很國際，雖然我們有時不太清楚國際是什麼，包括《歲月神偷》其實得到一個怎樣的國際獎項。如果我們真對自己有點信心，也把自己算在國際之內，看過電影之後，懷疑應該是起碼的反應。畢竟世上很多獎項都是以他的得獎作品來否定自己的。 但這電影無論如何還是載譽歸來，也勢將與政府的保育政策互相輝映下去。行有餘力的人，不妨以之對照西班牙導演域陀艾里斯（Victor Erice）的《蜂巢的精靈》（The Spirit of The Beehive）。同樣關於往昔，同樣關於一家四口，同樣以喜歡看電影的小朋友做主角，你有夜光杯仙，我有科學怪人。但誰更相信電影和觀眾，誰藏誰露，孰高孰低，哪部電影將會在流變的歲月裏留下？是如陽光的檸檬茶美學加上令人憶起《初戀無限Touch》的劉天蘭側影，還是對歷史的省思與對孩童世界的認真探索？ 羅啟銳最誠實的地方是他沒迴避自己的精英情結。承認自己精英的身分是件好事，最少那會比較容易讓人聯想到使得某人或群體成為精英的社會背景，「只要努力就會成功」也總得在合適的社會脈絡才能發揮功用。刻下的社會脈絡又是如何、為何精英都不見了？據說羅啟銳的創作動力正正來自「80後的問題、大家的迷惘」云云，我不肯定他心中那個問題和迷惘是什麼，倒是想起陳雲的舊作《民主戲一場》。8年前一段關於中產的話，竟能借用來統括今日香港的問題，雖然問題於今尤烈﹕ 然而最威脅中產生存的，是日益不公平的市場壟斷和氾濫失準的大專教育，前者令中小企無立錐之地，後者則令中產者就業市場紊亂，而且無法在香港安心培育下一代。中小企業主是中產者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，他們目前正受到官商勾結的商場欺凌，政府從不考慮訂立公平競法法，取締壟斷聯營的經營手法，使小商人可以掙扎求存；也不考慮開徵「物業空置稅」，令小商人面對壟斷地產商時，多點議價能力。在高等教育上，董建華去年年底表示，要在10年內讓六成青年接受專上教育，但他不是要將六成中學畢業生培養為優秀人才，而是要提高收生學額但又削減大學資助，並且用副學士和毅進課程來生產次等貨色。（頁145） 接手的政治人物，就這樣眼巴巴看時間溜走，讓問題在面前每愈下，怎能不叫人迷惘。 回到《歲月神偷》，「時間」當然是一大重點，弟弟的體罰是貼在黑板報時和倒數，努力收集的也是「永遠有效」的明星卡。我想起認為電影就是「時間的藝術」的前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（Andrei Tarkovsky），他的電影筆記就叫做《雕刻時光》（Sculpting In Time）。書中的一段話，準確回應了這電影、這時勢，實在值得我們再三思考，拙譯如下﹕ 我們不應因觀眾的壞品味而責備他們——生命沒給予我們相同的機會去培養美感判斷。那正是困難所在。但這也不代表觀眾就是藝術家的「最高裁判」。誰是觀眾？什麼觀眾？所以負責文化政策的人更要為藝術創造一個好的氣氛，好的水平，免得虛假偽善的東西會把觀眾打發，繼而步步敗壞他們的品味。（原書頁174） 說到這裏，不期然想起近日種種關於藝發局撥款不公的報道和評論。為香港製造藝術氣氛，訂定水平？如果他可以合乎常理地運作，不以扼殺有心人為己任，我們已要額手稱慶了。然則藝術家又當如何？塔可夫斯基緊接說﹕「我們只能用自己作品的水準來回應問題。藝術家要誠實地表達他關心的，而且要把他說得最好，尤其當觀眾發現所說的既重要又與自己真切相關。」讀讀觀眾寫給塔可夫斯基的書信，就會明白，他做到了，他的藝術讓人活得更好。 不是人人都有很高的欣賞能力，所以有幸知道這點的人，不論創作還是評論，尤其需要做得更好，為大家訂出一個更好的準繩和更像樣的水平，大眾才會沒那麼容易受到炫人耳目的東西欺騙。唯一令人安心的，可能是看《歲月神偷》時身旁幾個熱愛電影的中學生一直看得坐立不安。他們肯定早在暗黑裏把事情看清，然後如同《蜂巢的精靈》裏的Ana一樣，一邊看電影一邊忍不住跟人交換耳語﹕「他為什麼不穿衣服？」他們將來一定會為自己、為香港說出更真實更動人的故事，等瞧。討論和寫作可以驅散鬱悶，所以就有了這篇文章。 文 郭梓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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